我與昂嘎的合作，在我省宣傳媒體這個圈子里，可以說是最早、最頻繁也最密切。遠在1983年，當昂嘎在玉樹藏族自治州州委宣傳部當宣傳干事的時候，他就被派到我們電視紀錄片《唐蕃古道》攝制組，承擔我們在江河源地區拍攝采訪的聯絡工作，從春到冬，奔波操勞，為這個片子的拍攝做出了重要貢獻。昂嘎積極熱情，善于和攝制組同事們團結協作，他的不怕吃苦、不嫌麻煩、兢兢業業、任勞任怨，給我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

最讓我難以忘記的，是我們一起在隆寶湖度過的那些日子。1986年下半年，我承接了一項中國林業部交辦的"黑頸鶴之鄉"考察片的拍攝任務。這在當時是非常有難度的一項工作。難，首先是難在：那個時候，學術界只知道黑頸鶴為中國獨有的物種，但它究竟生存在哪里？有些什么生存習性？人們都一無所知。其次，難在設備狀況太差，根本不具備拍攝的條件。在艱難地奔跑、尋覓了三年之后我們才知道，黑頸鶴往往生存在人類很難到達的地方。經過一番深入的考察，我們最終選定玉樹藏族自治州的隆寶湖作為黑頸鶴一個重要棲居地來拍攝。是年，昂嘎已經升任玉樹藏族自治州委宣傳部的科長了。為了拍攝工作的順利進行，我邀請他能夠抽空參與，他不僅毫不推諉，而且還毅然加入了我們的攝制組。從那年的三月到十月，整整一個黑頸鶴的繁殖季節里，他幾乎都和我們鏖戰在一起。昂嘎精力旺盛，又特別吃苦耐勞，給我們的拍攝幫了大忙。從他的身上，總是閃耀出一種讓人感動的人格魅力，一種藏族兒女特有的頑強和堅韌。

為了真切地記錄黑頸鶴在隆寶湖繁衍生息的情況，昂嘎領著我們在隆寶湖以西靠近路邊的地方，找到了一間當地牧民居住過的干打壘土房子，房子充其量有五六平方米那么大，我們攝制組的七八個人都住在里面。房子沒有窗戶，空氣不流通，加之人多，晚上睡在里面氣都喘不上來。那時候我們每天的生活費除了四角錢，再沒有任何"外快"。生活好是談不上的，能吃飽肚子就不錯了。每天的伙食，不是粉條熬蘿卜，就是白水煮掛面，難得有別的花樣。而每天的體力付出卻大得驚人。如果用今日的眼光來看，許多人也許會難以置信！

隆寶湖的初春三月，絕大多數湖面還被堅冰覆蓋著，為了能走到黑頸鶴窩巢的近處，近距離進行拍攝，我們幾乎每天都要下湖。單從望遠鏡里看，感覺并不很遠，可一走起來，就不那么容易了。開始下湖，還穿著長腰的防水靴，走不了幾步，靴子里就灌滿了水。水下淤泥很深，腳一踩下去，任你費盡九牛二虎之力，也很難再拔出來，不得已，我們只好光腳行進。此時的湖水還結著冰凌，寒冷刺骨，如果只是在里面呆一小會，倒也罷了，而拍攝常常是需要守候的，一旦走進湖里，那就得耗費差不多一整天的時間。這需要一種怎樣的忍耐，怎樣的毅力，怎樣的精神？要是看見鶴巢還得進入廣闊的水域，還得脫去長褲……即便這樣，仍然還是難以靠近巢區。可昂嘎卻從來沒有退縮過，從來沒有說過一個"苦"字，他總是鼓足了勇氣，以一種不達目的誓不罷休的勁頭，在湖水很深的地方和我們一道把幾個氣墊床捆綁在一起當作船只，幾個人帶著所有拍攝設備在湖中艱難地行進。越是到了黑頸鶴孵化的后期，我們的任務越是繁重，每隔兩三天，就得深入巢區觀察測定，做出準確的記錄。作為政府派來協助拍攝的官員，昂嘎從來沒有說過此事與他不相干，也沒有站在一旁頤指氣使、指手畫腳。他從來都以攝制組一員的面目出現，從來都是昂揚樂觀地沖在最前面。正是這種甘苦與共、相濡以沫，使得昂嘎和我們建立了深厚的兄弟情誼。

1989年，我接受了省委宣傳部布置的一項重點片拍攝任務，經過與同事們的認真討論，我們決定以江河源地區的人作為拍攝對象。之所以這樣選擇，與這里有我的好朋友昂嘎不無關系，他在那里生、那里長，熟悉那里的一切，一定可以為我們的拍攝提供支持和幫助。這時候，昂嘎已經升任玉樹藏族自治州廣播局的局長了。我一對他談及此事，他就欣然同意了。這部影片的拍攝，昂嘎做出了重要的貢獻。他熟知那里的人和事，熟知藏族人民的心理和習慣。從影片最初的構思立意，他就參與其中。為了選擇最有代表性的拍攝對象，他和我們一起走遍了玉樹藏族自治州的東三縣、西三縣，最終確定了稱多縣一條山谷里的幾戶人家。他雖然本職工作很忙，但這個片子的前期拍攝他基本上都參加了。到了拍攝的后一段時間，因為攝制經費吃緊，我們不得不辭退了所租用的車輛，僅僅留下昂嘎派來的一輛皮卡車苦苦支撐。到了后期制作階段，在玉樹藏族自治州經費相當拮據的情況下，昂嘎仍然從州委宣傳部的經費中挪出了幾萬元用于制作，促使《格拉丹東兒女》一片完成了制作。如果沒有昂嘎的全力支持，《格拉丹東兒女》將很難面世。我深深地感謝昂嘎，《格拉丹東兒女》也應該對昂嘎感恩啊。現在回憶起來，我和昂嘎的合作前后足有十多個年頭，我雖然比他年長幾十歲，但我們之間卻一直親如兄弟。在1990年的藏歷年，我曾乘坐到玉樹的一輛長途班車，專程來到昂嘎的家里。昂嘎和他的妻子拉珍熱情地接待了我，我們一起度過了一個十分快樂的藏歷年。我在這里第一次領略了康巴藏族過年的習俗，那一幕幕動人的情景至今依然歷歷在目……